监管之外：电子商务的共同体经济与经验冲突

8月1日，倍受争议的北京工商电子商务监管办法即将付诸实施，众多互联网研究专家、评论家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最令我看重的却不是这些评论，而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发表的意见。《东方早报》援引吴敬琏的话称，C2C电子商务平台是解决群体就业的最佳方式，“让创业的门槛更低，惠及更多人，更好地解决公平问题”。

信息化与社会化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说：现代工业带来经济化的生活方式，经济化是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企业逐渐走向社会化的一端，逐渐脱离以私人企业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走上依靠明确的目标和重点来做出社会性决策的企业形式。参考贝尔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时代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变化：互联网变革带来生活方式和企业方式的信息化，而信息化是在竞争性的环境中尽力掌握关键信息，不断改善信息不对称局面的方式。

在包括了企业、个人行为、市场和经济的组织形式的信息化动力和社会化趋势作用下，基于互联网的商务，亦即电子商务，超越了交易的区域性限制和信息传统传递方式的时效，使得市场交易成本逐渐减小，企业、交易个人和社会利益逐渐增加；达到我们长期追求的双赢局面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就是电子商务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我们翘首以待的不远的未来。

共同体经济与欧洲经验

为整个电子商务市场服务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是在长期的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明晰的。新型市场或者新型社会结构的出现会带来财富、权利和地位的分配和管理问题，这对于任何处于初期阶段的市场和社会结构都是中心问题。对比欧洲和北美发达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我们也许能够对前信息经济、信息化经济和后信息经济进行比较和分析。

在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信息的组织是取得权力和创造架构的基础，企业与个人在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会产生对信息组织的不同层次需求，而这些需求，跨越区域、跨越行业、甚至也消除了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限制，所以依靠前信息经济的传统监管方式是完全不能适应的。在一个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经济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和非盈利组织）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信息经济中，更多更好的决策实际上必须通过相互适应和调整来制定和执行；社会性决策是这个经济形式的主要方式，传统监管乃是一个从属甚至逐渐将被取代的因素，只是如何取代就目前来说仍然是一个未决和难以先知先觉的问题。

早在1957年，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就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就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而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的理论基础。为了实现经济的共同繁荣，不仅要在区域内部实现经济自由，更关键的是在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关系上也要坚持经济自由的原则。实现这一目标，应当把重心放在自由的经济秩序的建立方面，“不应当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个管理性的组织，而应该视之为自由经济合作的功能。致力于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应该让政治意义上的管理和控制走在经济的前面。”从煤铁联营组织、欧洲委员会，到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欧盟，我们显而易见地看到了这种服务性的经济组织所创造的优势和奇迹。而受到广大交易主体坚定支持和经济学家肯定的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从初级意义上为电子商务交易实现了经济共同体的部分服务和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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