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我们如何骑上500亿美元的“独角兽”

　　虎嗅注：本文转自财富中文网，原文发表于Fortune.com，是篇很真实的明星企业初创口述记录。嘿，朋友，我知道你也想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好运气，一开始只是懵懂地加入某家创业公司，然后几年之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已骑在一头价值百亿美元的独角兽的身上(据说Uber新一轮估值已近500亿美元)。哈，夜深了，祝你好梦。

　　Uber已经整整5岁了。对于许多用户来说，那些只能靠出租车或打电话叫车外出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一段难以想象的历史。Uber当然已经长大，就算它还没有成长为一家巨头级企业。目前，Uber已进入全球58个国家的311个城市。为了纪念成立5周年，Uber在它的家乡和第一个市场旧金山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动。该公司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将对Uber的员工、司机和各路贵宾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包括大城市面对的挑战(比如，怎样让道路变得更安全，怎样应对交通拥堵，怎样提高经济增长机会等)，以及Uber计划如何应对。此外，Uber在旧金山的员工本周也将分头赶往城市各处，志愿参加一些市政工程建设。

　　为了纪念成立5周年，Uber最近允许最早加入该公司的5名员工接受媒体采访，谈谈他们是如何来到Uber的，最早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意外加盟了一家一开始似乎毫不起眼的公司，然后拼命创新，利用Twitter求职，与重要的科技发展保持同步等等。以下是采访记录(每节标题下面内容为该人口述)。

　　2009年，莱恩·格拉维斯(现Uber全球运营总裁)还在为通用电气工作，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我说：“我不能当一个通用人。”我想进入创业界。于是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纽约的很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天使投资人，因为我猜想天使投资人知道下一个大事件是什么。

　　我想了解下一个创新。我去见了Foursquare(一家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机服务网站)的人，当时他们只有四五个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实习机会或业务岗位，但我还是去了芝加哥，其实就算开始为Foursquare工作了。我干了大约3个月，然后通过我关注的某位天使投资人的Twitter账号看到了特拉维斯发的一条推文。他谈到了Uber获得大机构投资，有大人物支持。我觉得那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给他发了私信，然后写了几段话介绍我自己。我们整整聊了两个小时，一直聊到凌晨一点钟。然后，我在半夜叫醒我妻子说：“嘿，我们搬到旧金山怎么样?”当时我们住在芝加哥。她说：“如果你觉得好，我支持你。”

　　格拉维斯于2010年2月搬到旧金山。新公司当时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继续完善Uber联合创始人加勒特·坎普开发的产品。

　　加勒特有一个原型产品，但运行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在进入苹果应用商店之前，找家公司重新构造。那家公司名叫Mobley，后来被团购网站Groupon收购了。然后，我们设计了UberCab.com的网站。我们还完善了注册流程和集成信用卡支付系统。所有最基础的商务框架都需要被构建出来。当时我们经常约一名司机在咖啡店见面，问他问题，以了解现实世界能否接受我们的理念。

　　康拉德·惠兰是Uber的首位工程师。

　　此前我一直在家乡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科技领域工作。加勒特·坎普也是加拿大人，我们二人相识多年。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旅行和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

　　2010年1月，我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横穿欧洲自驾之旅。在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我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我必须走出卡尔加里。但当时我并不想再去另一家创业公司，而是想休息一阵子。有一天，我顺手给加勒特打了个电话，想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当他发现我正好闲着，并且准备搬家时，他差不多就等于向我下达了录用通知，要求我来旧金山帮助他一起启动Uber。

　　我刚加盟公司的时候，那款产品还没法接受注册，只是预约车辆的一种途径而已。所以我构建了一个需要信用卡，能够生成用户账号的注册流程。等这些做完，我们就能正式发布产品了。当时是2010年的6月1日，距离我加盟Uber正好两个月。

　　我做的下一件事就是优化Uber的调度算法，以避免司机错过一次车辆分派任务。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3年左右，这事儿挺酷的。

　　莱恩·麦基伦是Uber的第二位工程师。

　　我是从格拉维斯那里知道这家公司的。格拉维斯和我一样都毕业于迈阿密大学俄亥俄分校，我们是在旧金山认识的。当时，Uber从另一家名叫Zozi的创业公司那里租用了一小块办公室。

　　最终，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租了一间小会议室，就是用玻璃幕墙隔开的那种。那张桌子几乎和房间一般大。我还记得到公司的第一天早上，刚跨过门槛，我就注意到了堆在桌子上的一摞书，都是关于计算机科学、编程和数据库的。它们都是原装的，连封皮都没撕。还有一本破破烂烂的书看来已经被翻阅了无数次。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嘿，康拉德，为啥桌上还有一本西班牙语辞典呢?”他看着我说：“因为代码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欢迎来到Uber。”

　　奥斯汀·盖特是从实习生的身份加入Uber的。最终她干了非常多的工作，成了Uber开辟新市场的“剧本”专家。

　　当时我刚出校门，正在找工作，经济环境也很不景气。我在Twitter上随机关注了一些科技界的人。后来我看到了几条关于Uber的推文，可能是贾森·卡拉坎尼斯发的吧，看起来很有意思。我听说他们正在招实习生，于是我找到了莱恩·格拉维斯，他当时正担任Uber的CEO。我对他说：“你必须给我一次机会。”

　　那是2010年的8月。很快他就打来电话：“先回答几个问题吧。”我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喜欢看Uber今天的样子。然后他很快说：“你为什么不来一趟?”然后我就去见了他们。

　　当时他们正在借用Zozi公司的办公室，空间很紧张。我去见了他们。我不记得当时我们谈了什么，但氛围很随和，我喜欢这一点。我记得那天我打扮得非常正式，但是他们都是一副书呆子的样子。

　　当时我心想：“这些家伙真酷，对他们的事业充满激情，他们的产品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诚恳地请求格拉维斯给我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够格。前几个月挺煎熬的，我做得也不是很好。但即便是在我还比较生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直到我渐渐熟悉了业务。

　　我是个实习生，所以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固定。我记得我曾在莫斯康会展中心门口发过传单，但是没人想接。我也给Yelp上的很多司机做过电话推销。后来第一个支持我们的司机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能行。”早些时候我们也试过电话支持，那些电话会直接转到我的手机上。如果我没接，它就会转到格拉维斯的手机上。如果格拉维斯也没接，就会转到特拉维斯的手机。但随后，有人在凌晨三点打电话说，“我打不着车了。”于是我们关掉了电话支持功能。总之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我能够做出的贡献。

　　由于当时我是刚出校门的菜鸟，我一度觉得自己写不出一封得体的邮件。然后我很快意识到：“噢，大家都是写到哪算哪。”在一家创业公司里，没人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自从我对这一点产生了信心以后，我的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当我们开始得到用户的支持时，我想：“好吧，我要做所有的支持工作。”我承担了博客社区管理方面的工作和许多琐碎的事务。然后我们负责司机运营的人从公司离职了。他们说：“奥斯汀，你能把这一块的工作也兼了吗?”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负责管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Uber CEO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的早期工作照

　　当时我们做的还仅仅是礼宾车这一块。有一次我去接客户，我正好陪他走出来，结果看到他走进一辆粉色的克莱斯勒Caravan里。我想：“我们以后最后提前做一下车辆检查。”

　　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做推广时，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笔记，那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非常草率的“剧本”。后来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修改“剧本”，使它变得更高效。他们说：“为什么你不招聘一些推广人员呢?”最终我大概招聘了50人。我的态度是：“寻求宽恕。”我负责了这次大扩张。

　　为了与男友团聚，雷切尔·霍特搬到了华盛顿—他的男友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丈夫。她回复了Uber的一份招聘启事，开始在美国首都推广Uber。

　　我是在2011年11月8日来到华盛顿的。我们在11月18日做成了第一单。所以在10天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把所有事情都抛在脑后了。一开始只有我和另一个推广团队在做，他们大概是在我的两周后开始的。我觉得当时有一种盲人骑瞎马的感觉。

　　华盛顿是我们碰到监管挑战的第一个市场。讽刺的是，我刚到华盛顿时就说过，我不想干任何跟政治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的事。我们在2011年的12月15日正式发布产品。

　　我记得那是2012年1月11日，也就是离我们正式发布还不到一个月，我当时刚从旧金山返回华盛顿，但Uber在华盛顿已经火得不行。从一家企业的观点看，Uber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在旧金山与特拉维斯和比尔·格尔利见了面，他们当时都在办公室。我们当时真的工作得非常努力，整个团队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我刚回到华盛顿，Twitter上就冒出了出租车管理部门宣布Uber在华盛顿为非法的消息。我们想方设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由于这是华盛顿，所有人都对监管领域的故事感兴趣，所以《华盛顿邮报》和很多博客都在评论此事。结果发现，有一名出租车管理部门的官员在没有引用任何法规的情况下，就断言“它是非法的”。轻轻一句话，就让大家疯了似的急了两天。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位出租车管理官员要求试乘一下，我们怎么办?”我说：“让他试乘，反正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他让车子停在五月花酒店，然后召集媒体，扣留了司机的车子，并且开了一张2000美元的罚款票据。

　　当天我就挨个打电话给每个合作伙伴，对他们说：“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不管是什么罚单传票，我们都会原价赔偿。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给每名司机都打了电话。当晚，我们上路的司机比发生这件事以前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