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经济学：那些带“色”的互联网产品
2019-04-09 来源：逐鹿网
文/阑夕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用于改善社会风气、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图书：《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全书近5万字，收录了中国音乐界各大名家的指导思想，如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工作系主任周荫昌、歌剧《白毛女》的编剧之一瞿维、儿歌《小燕子》的作曲者王云阶等，他们将邓丽君的《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定性为“糖衣裹着的毒药”、“xxx引诱之声和精神麻痹之剂”，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试图苦口婆心的告诫年轻人不要堕落。
不过，即使有着基于意识形态的自上而下的训斥，邓丽君的歌曲仍然是民间社会的主流兴致及谈资，从“文革”动荡中走出不久的人们开始脱离集体主义，将荷尔蒙的释放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个人价值。“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也极其生动的诠释了中国这个传统古国在观念开放上的矛盾与维艰。
直到1997年，“流氓罪”被从《刑法》中删除，关于那段荒诞岁月的记忆，才有了淡化的机会。有历史资料显示，在当年的“严打”中，喜欢跳舞、与多名异性发生性关系、甚至是身穿过于暴露的服装，都是可以被最高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据传，一名因与十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而被处以死刑的王姓女子，在临死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她的话应验了，但那条逝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
从提心吊胆，到争奇斗妍
耻于谈性，是中国在大一统时代的政策共性。如康熙盛世，就不乏国家法令对情色文艺的干预，贩卖“小说淫词”者，需被杖责一百，流放三年。相反，当国家或是王朝并不稳定时，市井反多纸醉金迷，魏晋时期的声色犬马、民国年间的十里洋场，皆为佳话。
现代中国在上世纪尾期的体制转型，再度以市场经济为驱动，开启了有着中国特色的“性解放运动”。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1988年，性教育被正式纳入中国中学教育的学科内容，尽管在具体执行上仍有诸多非议，但是“谈性色变”的紧张，已经刹车。
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创建于1993年的北京——的店主回忆，他在开门营业时，常会发现店面橱窗又于昨夜被不知是什么人贴上了大字报，尽是辱骂词语，“有时候气得没办法，也只能撕下来继续做生意”。
这家店铺的品牌“亚当夏娃”因为没有及时注册商标，被后来的许多模仿者沿用，将这对出自圣经的两对名字铺到了全国各地，也都经历了从遭受异样眼神到习惯坦然自若的阵痛过程。
中国情趣电商平台春水堂的创始人蔺德刚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性解放鼓吹者，他将自己的原则称为“性关系要保守，性行为要解放”，希望在伦理常纲的框架内解决商业问题。他说，“性，首先是人道，其次是乐道，最其次，是淫道。讳淫阉性，典型的泼脏水把孩子倒了，让人性分裂，让乐趣不再”。
而起家于科普事业的果壳网，也将其网站上极其热门的一个群组“果壳性情”拆分出来，划了一支有着相同文化基因的团队来独立运作，并更名为名为“知性”的社区类产品，尝试深入这个细分市场。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认为，“科学改变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果壳是其中之一，知性也可以是其中之一，在统一的目标下，他乐见多种手段的实践。
另外，与不失谨慎的前辈相比，没有历史包袱的“90后创业者”在两性产业上表现得更为乖张，对话题的制造能力也更加高效。马佳佳的“泡否”情趣商店、刘克楠的“大象”安全套、施俊钰的“icup”智能飞机杯，都在短时间内引爆公众眼球，玩法亦是天马行空。
根据易观智库的市场调研显示，仅是成人用品B2C行业，在2017年也会突破百亿人民币的产值，与性相关的需求是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人性之本能，其市场繁荣必然将至。
朱熹的理学思想多言“存天理，灭人欲”，同时期的西方也受宗教影响而大肆宣扬禁欲主义，这种错误和偏见延续了近千年，终因科技与经济的并进而落下帷幕，人们将其写入荒诞不经的覆满尘埃的史册，却并不怀念它。
知性社区：用理性思维传播床笫之欢
姬十三极为推崇果壳网的“孵化模式”，这在他看来，这是全员创业的企业文化与尊崇个性的团队气质相互糅合的产物，也是果壳在科普和人文两根桥梁之上的平衡之术。
“我们只有激励，没有惩罚。谁提出了想法，得到了认同，我就给他配置团队去做，做砸了，你可以回来，有起色，就一直做下去”，所以在很多时候，姬十三并非果壳网的唯一决策者，比如果壳网在上轮融资时最被看重的资产MOOC学院，就是源自果壳用户自发组建的MOOC小组。
知性的轨迹与MOOC学院十分相似，在果壳网的社区里，知性小组的流量始终居高不下，姬十三也没料到，汇聚在科普品牌底下的那帮“死理性派”在遇到两性话题时竟然别开生面的有些火花。
陈言是知性的立项主导者，他说服姬十三，让知性可以脱离果壳的固有社区，相当于“自立门户”。“我们希望独立后有更多用户讨论‘如何让女友高潮’，而非‘当你高潮时大脑是如何运作的’”，陈言在招募团队时，也尽可能的选择那些有着相同经验的队友，比如两个运营，一个是人大性学会成员，学术是研究过中国娼妓史，另一个曾作为联合国志愿者，远赴埃塞俄比亚从事安全性行为宣传工作。
“尽管可以，但我们并没有强化知性里的社交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私信约见，但这类信息不被允许出现在社区里，被约的用户如果感觉不好，也可以通过拉黑等手段来维持体验”，陈言认为，知性的独特性在于它解决用户问题的路径之短，在PGC方面，知性的大量文章出自中国知名性学家及男科、妇科医生之手。UGC这边，则有着一个匿名社区，一些可能不太愿意与具体身份关联起来的话题——诸如出轨、同性恋等——用户可以更为大胆的参与信息交换。
在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的是，草榴社区是知性的第三大流量来源。草榴社区的“技术讨论区”虽然近年来多以社会时事的自由讨论遐迩闻名，但其版块宗旨却是顾名思义：以讨论情爱技巧为主题。因此，仍有不少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用户，会将知性的内容往“技术讨论区”搬运，这些碎片化的回访，使知性社区平添许多从草榴社区慕名而来的“狼友”，这让陈言颇为忐忑。
目前，知性的移动App有效激活用户为150万，年龄段在20岁到30岁之间。“这个阶段用户遇到的两性问题我们有把握解决，但我们还是希望在更早阶段的性教育方面做更多尝试，希望能够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卫计委、国家疾控中心以及教育部门一起改变中国性教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现状”，陈言同时表示，知性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产品，而是各种来自民间的保守势力，这让团队比较苦恼。
商业化方面，知性已与一些情趣用品的厂商开展合作，想要提供包括渠道在内的品牌及粉丝支持。另外——或许存在不小风险——知性的合作伙伴还包括民营医院这类专业机构，知性或可为它们输送医疗客户资源，而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规模。
有点类似新浪微博和新浪的关系，知性也步入了独立融资的旅途，果壳网承担着天使投资的角色，未来逐步引入新的VC，团队也会和独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坏男孩学院：走在“去两性化”的途中
“扔掉你的球鞋和T恤，去量身剪裁几套精品西装，永远别踏进GAP哪怕一步，请她喝一杯，即使她不要，你也要坚持，不要谈论自己，只谈她的事情，保持倾听和神秘，让她产生被讨好的感觉，把约会当成一场游戏，让她最终非常开心因为自己有机会和你一起离开酒吧，到你的家里去……”
这是2011年的美国爱情喜剧电影《疯狂愚蠢的爱》里，由瑞恩•高斯林饰演的一名泡妞高手的言传身教。而这部电影，也被称为“PUA”的商业教科书。
“PUA”是“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的缩写，它发源自美国的前沿两性文化，主要用于剖析男女之间的思考模式、以及站在男性立场上培养情场达人。2010年，美籍华人巫家民回到中国，被他一并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PUA理论及技法。
巫家民的创业项目是坏男孩学院，其用户绝大多数为男性，共同特征是感情失败——或是干脆就没有开展过一段感情——这群雄性地位受到打击的用户，希望在坏男孩学院师从某一位导师，并顺利学得御女之术，走上人生巅峰。
“在我们网站上，用户最高峰的购买时段是夜晚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个和很多电商平台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通常是男人最空虚和最脆弱的生理期——搞不好他才刚刚撸完管，或是跟女神发短信而没有收到回音——所以就会在我们这里完成冲动性消费”，巫家民的坏男孩学院汇聚了中国大多数的“PUA”导师——是的，这个行当也有着一个圈子——这些导师在网站卖课，包括标准化的录音、远程的课程直播以及线下手把手的实战，最后由平台和他们进行分成，坏男孩学院通常会收取18%的佣金，并以流量扶持某些优秀的导师。
2009年，巫家民和英美等国的“PUA”大师一起，7个人在纽约一间酒吧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成功搭讪了200多名姑娘，最后他们就像挑选猎物一样，把“看得上的”80多个姑娘轮流带到VIP包厢“锁定”，巫家民形容他的这些同僚为“战神”，“有女人在当场为他的大腿内侧吻了一个口唇印，除了没能当场做爱之外，其他能做的都做了，最后带了两个妞回酒店”。
巫家民自幼生活在美国，早年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但是当他从纽约飞到北京，很快就发现了母国的变化，以及某种违和感。“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中国正在适应全球化的趋势，这点很好，但是金钱在男女关系中的比重直线上升，这就太畸形了”。
在坏男孩学院，用钱搞定一个女孩，是最被看不起的行为，巫家民将之称为“嫖客思维”，“很简单的，很多新人进来都会问，该在哪儿请女孩吃饭，然后那些导师就会扭转他的习惯，说你应该让女孩请你吃饭，我们就像是一群跟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着干的人”。
尽管“约炮”已然成为一种都市场景的流行心态，但是巫家民却不太愿意将他的事业锁定在两性领域。他常将《花花公子》作为坏男孩学院的远景参照物，认为由开创一种生活方式进而实现商品化，才是坏男孩学院的使命。“我去过一次休•海夫纳（《花花公子》创始人）的派对，八十多岁的他，身边还围着三个美艳惊人的女友，而那个兔子头像，已经印到了杂志之外的箱包、影视、服装和化妆品上，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吧”。
春水堂：有放纵，才有放心
“情趣用品行业的大时代到了。小而慢的，会被边缘化。小而快的，也许长大，也许呛水而死。这行业将很快成为大家伙们的竞技场。高下，两年立判”。2013年，春水堂的创始人蔺德刚发了这么一条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春水堂连续融资总额达到1亿人民币，快速奔跑起来。
但是，若是考虑到春水堂早在2003年就已成立，也就是说，此前，蔺德刚和他的春水堂在未获任何资本支持的条件下，独自活了十一年。
2008年，苦于宣传乏术，蔺德刚自己跑到天涯社区上发帖，长篇连载《情趣店里那些事儿》，帖子很快逼近百万点击，外面转得也到处都是，出版社的编辑找上门来，说服蔺德刚出版了一本书，他也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两性生活专家。
但是春水堂的业绩，还是没有显著提高，蔺德刚事后总结得失：“当一个人敢拿自己的脸去营销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信任的。但是，身份并不是业绩的发动机，充其量只是润滑剂，所以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不好”。
当两性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由相对保守的“60后”被更注重个性表达的“70后”和“80后”所取代时，市场的爆发让坚持下来的春水堂很快尝到了第一波红利。“2005年以前，以自慰为主要目的的消费占到消费总额的七成以上，这个比例在3年内就下降到一半，最后萎缩到了不到20%”，在蔺德刚看来，这才是高频、稳定且能够提升商品品质的市场需求，而来到春水堂的消费客户，有伴侣的比例也上升到了80%，这是一个相当健康的数据。
获得投资之后，春水堂开始试水一些大手笔的商业化活动，如自造“69节”促销概念、试水针对特定人群的智能硬件等，蔺德刚还称春水堂未来可能会推出“亲密关系培训业务”，教导用户如何处理二人世界里的一些问题。
以及……
计生委曾在2013年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实际可能超过2000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这个数字引起截然不同的争论，一方坚持这是性开放带来的恶果，让年轻女孩频频躺上流产台是社会之耻，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的性教育未能跟上性观念及性行为的开放，才是导致流产率畸高的罪魁祸首。如前文提到过的知性，其团队初心之一，就是希望普及两性的健康常识，让因为各种失误而不幸死于人流病床上的女性数量可以因此而减少。
美国曾在二战之后经历婴儿潮，并诞生了被后世称为“垮掉的一代”的断层标签，他们在越战时期打起“Make Love，Not War（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在公开场合大行云雨之欢，并整日沉醉于大麻等软性毒品。但是，也正是这“垮掉的一代”，为美国创造了一系列的科技与经济腾飞，包括比尔•克林顿、史蒂夫•乔布斯、斯皮尔伯格等人在内，都深受那个主张人性自由的时代影响。
两性是人性的起点，其能否挣脱枷锁，决定着人们有无权力在不被阉割的情况下行使自由，并确信“人是身体的主人”这一底线。连陈旧的《圣经》都认为两性是在神的框架内所约定的美好活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箴言5：18，19）
所以，针对两性产业的空前兴盛，野生的卫道士不必气势汹汹的指责世风日下，因为这是从蒙昧到明智的必经之路，也是从工具到使用者的共同选择。
更重要的是，相比日本和美国在这个行业里的探索，中国尚且处于邯郸学步的阶段，这里的创业空间恐怕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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