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向90后创业者们学习

陈一丹，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腾讯终身荣誉顾问，曾任腾讯公司CAO。

以前，我们经常谈论80后如何叛逆、难管，很少想到90后，感觉90后还在读小学，中学，最多读大学，还没进入社会。突然间，90后大量出现，且极具创意，思想成熟，是极了不起的一代人。

90后的优势

对这一现象，腾讯《我是90后，我是创业家》书中的一位90后创业者、如是娱乐法联合创始人刘莐运用社会学理论作了分析，我觉的很有道理。她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是50后，基本一穷二白，没有积累；60后很幸运，赶上上大学和中国经济起飞，现在依然是社会主流。80后是50后的后代，父母给他们的传承不多，且多有负担：80后除了养活自己，通常还需考虑如何让父母过的更好。而90后截然不同，他们的60后父母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人脉，不但不需被养，还能帮到子女。

所以，90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一代人，这代人喷薄而出的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一个极具创新力的年代。

不少90后得到了父母的传承，这是一个优势。比如，Teambition CEO 齐俊元，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初中开始就在父亲的实验室鼓捣，“总找机会在实验室里待着，帮老师打杂，有些老师不太愿意做的实验，我就帮忙做。”这让我想起苹果公司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他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沃兹从小接受父亲循序渐进的电子学启蒙训练。

另一个是苹果公司首席设计师乔纳森·埃维(Jonathan Ive) ，他的父亲是一位银匠并在当地大学任教，乔纳森说，“他（父亲）是一个绝佳的工艺师，他送我的圣诞礼物会是在他大学内的工作室待上一天，在圣诞假期中工作室空无一人时，帮我做出我梦想中的任何事物。”90后是第一代有了传承的一代人，是个好现象。

这次美国之行，我再次来到了硅谷。9月3日上午，我们一行参观斯坦福大学虚拟人际互动实验室（Virtual Human Interaction Lab），在实验室创始人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博士的辅助下，我体验了虚拟现实技术，除了感官上的冲击，想到更多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大规模运用将带来各种应用场景的改变性影响。

杰里米·拜伦森博士今年42岁，他22岁喜欢上了这件事，一做就是20年。中国人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而他差不多坐了20年的冷板凳。头十年，虚拟现实技术默默无闻，主要靠政府资助。2005年左右，日本企业看到了其中价值，投入了一些钱。直到这两年，这项技术才变的灸手可热，今年３月Facebook斥资23亿美元收购从事虚拟现实技术的Oculus Rift就是一个例证。

在硅谷，像杰里米·拜伦森博士这样的人很多，喜欢一件事，认准了，就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下去。硅谷流行you only live once（YOLO“你只会活一次”)文化，每个人只做自己爱的事，过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这是硅谷创新力的重要源泉。YOLO的出现也与美国年轻人出身条件好，社会环境包容，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相关。中国90后这一代人开始具备了一些这方面的条件，因而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创新浓度。

从这些90后孩子的经历，还可以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好处，这又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些创业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做自己事业的时候，会经常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

中国家庭还是有很多传统观念的，比如，“火箭哥”胡振宇从小试制炸药、晋学堂CEO李逸凡想先开公司后上大学、黑客社区Segment Fault CEO高阳不上大学，都是离经叛道的做法，受到过很大阻力，但他们幸运地坚持了自己。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把特立独行的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可找到同道中人，知道外面的世界，因而更容易坚持自己。 

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干自已想干的事，可以从父母得到传承，在互联网上可以得到最新的知识，找到同道之人，都极大地解放了90后的创新力。

这些90后创业者的故事正在印证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真的来了。

腾讯需要向90后学习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晩辈学习。我们处于一个不断改变的科技文化时代，我们需要向90后年轻人学习。 

现在腾讯开始引入很多90后员工，怎么让90后同学更好地融入腾讯，发挥好他们的力量，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这本书中，有一位准90后、脸萌CEO郭列，他曾经是腾讯的员工，今年6月，脸萌在中国的应用商店排名第一。到了8、9月份，脸萌的英文版Face Q出现在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的苹果商店和Google Play排行榜上，都是排第一第二。

这次美国之旅，一个很大亮点是参观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的前沿科技让人惊叹不已。同时，其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写在大门口的一段话发人深省，

“1985年10月，我们正式创办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么被认为是古怪的计算机专家，要么被认为是落泊的艺术家，或者两者都是……坦率地说，MIT的其他系当时拒绝我们，视我们为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沙龙。”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和反思，腾讯怎么留住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如何有更高远的企业目标，如何一开始就让90后员工承担重要的职责，让他们在腾讯有尽情发挥的空间。再好的产品都有生命周期，腾讯要基业长青，需要建立生态平台让员工的创意融入到主流产品, 需要运营有效机制让员工的创新力源源不断。

平心而论，理解90后及00后需求，如何充分意识并发挥90后的潜能，不只是腾讯一家遇到的挑战。中国的主流企业都是60、70、80后担纲，大家都需要面对和迎接这个问题。为理想、志趣工作和创业，会获得超越现实但又不离现实的幸福和快乐。这就是已经登场的90后，这就是未来改变社会的90后。

以上是我读这些90后创业者故事的一些感受。很多人现在讲跨界学习、跨界融合，恐怕还需增加一个视角，那就是跨代学习、跨代融合。这些年轻人的想法真的让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识到未来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做出更多百亿美元，千亿美元的公司，所以推荐给大家。

【本文作者陈一丹，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终身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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